这一措辞严厉的评论立刻打破了南京方面残存的政治幻想。
另一方面，为了促使李宗仁、白崇禧改变立场，中共又通过民主人士向两人释出了善意：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，并希望在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能亲自来北平与毛泽东一起出席；希望白崇禧能在武汉、安庆一线与中共军队密切合作，桂系军队只要不出击，中共就不会打它。中共甚至表示，如果两人支持和平，中共则支持李宗仁将来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，支持白崇禧继续带兵。
在中共“打”“拉”结合的策略下，南京代表团的态度终于有所软化，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做出了一些让步：关于“惩办战犯”问题，南京代表团提出，战犯应受惩办，但不必正式提名，如赞成和平条款及对人民做出有益贡献者，可以酌情减少或撤销，反之，再列为战犯不迟；关于“渡江”问题，南京代表团认为可并入中共八项条件的第四条，签字后中共军队不必马上渡江，但亦不必拖至联合政府成立后。
李宗仁也于4月7日致电毛泽东，重申谋和诚意，并表示：“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者，纵有汤镬之刑，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。至立国大计，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，与贵党携手，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。”
但国民政府真正的当家人蒋总裁显然无法接受中共的条件，4月6日，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做出指示：一、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；二、中共何日渡江，则和谈何日停止，其破坏责任应由中共负之。4月7日，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蒋的和谈方针，坚决反对中共渡江。
有鉴于此，为了争取李宗仁，4月8日，毛泽东电复李宗仁：“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，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，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。战犯问题，亦是如此，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，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，在此标准下，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。”在战犯问题上有所松口。同日，毛泽东亲自会见张治中，长谈4小时，向张治中表明了中共的和谈底线：一、战犯在条约中，不举其名，但仍要有追究责任字样。二、签约时须李宗仁、何应钦等皆到北平参加。三、改编军队，可以缓谈。四、中共军队必须过江，其时期在签字后实行，或经过若干时日后再过江。五、联合政府成立，必须有相当时间，甚至须经四五个月之久；在此期间，南京政府仍可维持现状，行使职权，免致社会秩序紊乱。
接下来的几天，毛泽东又分别会见了邵力子、章士钊、黄绍竑、刘斐、李蒸、卢郁文等南京代表团成员，再度重申了中共对和谈的诚意。
中共的让步终于使得原本几乎陷入绝境的和谈“柳暗花明”。
但4月12日，国民党中常会和谈问题特种委员会又做出五项决议：一、战争责任问题，可依据代表团所谈原则处理；二、所邀南京参加签字各位，届时再作决定；三、签约后驻军，第一期最好各驻原地；四、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事，等中共提出方案后再行研究；五、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。
对此，中共迅速做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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