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军攻占南京后，在南北战场取得暂时胜利的基础上，重新制定了对华政略、战略，决定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和扶植傀儡政权，企图军、政两手并用，迫使国民政府屈服。
1938年1月16日，日本近卫内阁公开发表《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》，并建立对华长期战争体制。但“当时日军的武器、弹药，器材等严重短缺，只有在增设兵团、休整部队、严肃军纪后，才能进行大规模的作战”。为此，日本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略、战备措施，实行总体战体制，“倾国家全力遂行战争”。进一步扩大军事力量，大本营决定在1938年“上半年新成约11个师团”，并储备50个师团基数的武器、弹药、器材，将军工生产提高到120个师团基数和3500架飞机，到1940年建成60个正规师团、30个暂编师团、250个飞行中队。制定1938年的战略方针，在完成“实质性的准备”以前，“采取纯消极持久战方式，把国力特别是军力的消耗，减少到最低限度”。同时，在占领区加速建立傀儡政权。在北平成立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”，在南京成立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”，企图以此“促使蒋介石政权实质性的崩溃”。
1938年2月14日，日本大本营下令撤销华中方面军、上海派遣军和第110军的3个司令部，建立华中派遣司令部，统一指挥华中日军。由于华北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不断发展，“后方地区治安不稳”，为加强华北兵力，先后将第5师团的第9旅团、第16师团、第114师团调至华北。
南京失守后，国际形势发生变化：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中日和谈调停失败，一向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德国，清洗了较为倾向与中国友好的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元帅、外交部长牛顿特男爵和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等，任命一贯主张与日本结盟的里宾特洛甫为外文部长，于1938年2月正式承认“满洲国”。英、美、法等国人民群众虽然同情、支持中国抗战，但其政府不肯为中国得罪日本，均持观望态度。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曾在芝加哥发表了“隔离”演说，不指名地警告日本，但中心要点是警告日本不得违背九国公约规定的各国在华“机会均等”及“中国门户开放原则”，而不是谴责日本对华侵略。在国际上，只有苏联的斯大林为了利用中国“来对付日本人”，“紧紧束缚住日本的手脚”，以便“在德国一旦进攻苏联时，能避免两面作战”，积极援助中国政府抗战。至1938年2月，卖给中国飞机约200架和装备20个师的武器、弹药，并派遣志愿飞行员及军事顾问、教员等。
面对上述情况，国民政府在政略、战略上采取一系列措施，重新组织抗战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意见，制定《抗战建国纲领》，实行全面抗战；开始执行“持久消耗战”的战略方针。此方针虽然早已制定，但从七七事变至南京失守，国民政府军队实际执行的是以阵地消耗敌人，在战役上争取持久的方针，战略上仍幻想迅速结束战争。经过半年的抗战，最高军事当局既认识到国际干涉和和平谈判短期内不能买现，中日战争确已形成持久之势，又接受了华北、沪京作战的沉痛教训，开始转变战争指导，由单纯固守阵地、据点进行死拼的战役持久，改为不强调“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”，“以空间换时间”的战略持久。白崇禧说过：在南京失守后，“我们战略之应用，确已改变方针，不复与敌人在一点一线上争夺”。虽然实践证明，这一战略方针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消极性，但与前一段所执行的方针相比，已大大前进了一步。
为适应持久抗战的需要，1938年1月17日，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，撤销大本营，重新任命委员。同时还整饬军纪，惩治了一批临阵脱逃的高级将领。抗战以来，“所有前线的军队，不论陆军、空军和地方部队，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，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”，但也有少数高级将领，或因胆小怕死，或为保存实力，对敌望风而逃。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，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，表现尤为恶劣，防守津浦铁路北段，手握重兵，未战先退，致日军轻易地渡过黄河，占领大半个山东。1938年1月11日，蒋介石在开封召开第一、第五战区高级将领会议，将韩免职查办，送至武汉，以擅自撤退罪处以死刑。1月20日，军委会明令嘉奖抗战牺牲的郝梦龄军长、佟麟阁副军长等5人，并撤职查办和枪决了41名作战不力的旅长以上将领，“给保存实力，怠于作战的军官以极大震慑，前方士气，为之一振”。
蒋介石将韩复榘免职后，令第12军军长孙桐董代理第3集团平总司令。17日会议上，向第一、第五战区高级将领阐述了他以武汉为防御核心的现阶段战略方针。他说：“我的战略是什么？简单明了他讲起来，就是东面要保持津浦路，北面要保持道清路，来巩固武汉核心的基础。”军委会据此制定了作战指导方案：“国军主力控制武汉外围及豫皖边区，积极整补，由华北及江南抽调出有力一部，加强鲁中及淮南，积极袭扰，诱敌主力于津浦铁路方向，以迟滞敌人之过江西进；并广泛发动华北游击战，牵制消耗敌人、妨害其南渡黄河，直冲武汉。”为贯彻这一方案以加强津浦路防守力量，从第一、第三战区增调第22、第24集团军等部队至第五战区。此时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，所属部队有第3集团军（孙桐萱，辖第12、第55军），第22集团军（孙震，辖第41、第45军）、第24集团军（韩德勤，辖第57、第89军）、第11集团军（李品仙，辖第31军）、第27集团军（杨森，辖第20军）、第3军团（庞炳勋，辖第40军第39师）、第51军（于学忠）及海军第3舰队、地方武装等。
日军参谋本部虽然制定了“对华消极持久作战”的战略方针，准备在整顿、补充及扩大兵力后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，并规定占领区的限制：“华北方面，黄河以北及山东大部；华中方面，芜湖、杭州以东江南”，“严禁扩大”。但日本政府的要员们，“不仅对战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”，“而且对胜利存有盲目的骄傲情绪”；特别是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，因迅速攻占南京和不战而占领山东的暂时胜利，以为以现有兵力即可战败中国，迫使国民政府屈服，因而不满大本营的决定。如华中方面军在攻占南京后，渡江占领了滁县、来安、六合、扬州等地，并企图以2个师团沿津浦路北进，以配合华北日军在山东的作战，日本大
（本章未完）